1938年蒋介石命令军队在郑州花园口炸毁黄河大堤、阻止日寇西进，造成黄淮合流，致使苏北一带成为水患重灾区。20世纪40年代，中共领导下的淮北根据地军民，在抗击日伪的同时展开系统性的运河治理。本文从时间维度的特征、工程施工的成效、群众动员的机制以及与敌伪区进行对比等方面，阐述1941年至1945年中共抗日根据地对苏北运河的治理，分析抗日根据地如何借此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有效管理。

对苏北运河治理的三个阶段

淮北抗日根据地对苏北运河的治理，始终与根据地局势稳定、抗日斗争节奏相契合，这可从三个阶段进行阐释。

第一阶段为1941年至1942年，主要特点为苏北趋势稳定后，局部工程的实施与区域生产呈现联动机制。1941年夏季，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兼苏北军区副司令员张爱萍率劲旅返回皖东北并与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所部胜利会师，淮北全境的局势逐渐安定。在此基础上，中共首次提出“大规模发动群众兴修水利”的目标，将治理重点放在运河支流与洪泽湖沿岸。1942年春，淮北公署开启规模化水利建设，核心目标是打通运河支流的泄洪通道；公署拨款32万元开凿安河；淮宝县在两个月内集中开挖小型河道105条，“扩大耕地面积等于一个县”。这一阶段以小型堤坝为主，抗日根据地将运河治理与农业生产直接挂钩，让群众直观感受到水利建设的收益。

第二阶段为1943年至1944年，特点为大规模攻坚与重点工程突破。1943年初，淮北根据地粉碎日伪大“扫荡”后，抗日根据地迅速启动规模较大的运河治理工程。这一阶段以“筑堤+开河”双轮驱动，在运河干流、洪泽湖及周边湖泊进行工程施工。在运河干流方面，1944年3月12日启动了淮河大堤（蚌埠至临淮关段）工程，保障千万民夫安全。在洪泽湖区域方面，建设处处长刘宝光督工修复洪泽湖大堤，补修被韩德勤部破坏的三段堤身。在周边湖泊方面，淮宝县政府还组织七个区群众，耗时100天筑成人字头大堤，解决因高邮湖淤浅导致的泛溢问题，使30万亩田地恢复播种。

第三阶段为1945年，主要特点为修复破坏与巩固成果。1945年2月，日伪二次占领蒋坝，投敌分子张天范拆毁洪泽湖堤“螃蟹钳”段石工200余丈筑工事；5月，新四军收复蒋坝后，立即组织人力修复“螃蟹钳”；6月，又在周桥南北增修石工320丈，使著名的洪泽湖堤变成了一道坚固的石城。这一阶段的治理以“修复+加固”为主，既弥补了日伪破坏的损失，也为抗战胜利后苏北运河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基础。

工程施工的成效

抗日根据地对苏北运河的治理，通过精准规划、科学施工与资源集中，取得了“御洪、增产、拓荒”三重成效，具体体现为工程规模、技术突破与实际收益的协同提升。

其一，抗日根据地构建了“千里防洪”的工程规模。1943年至1944年是抗日根据地苏北水利工程建设的高峰期，形成了覆盖运河干流、湖泊、支流的立体防洪体系；在洪泽湖、白马湖、宝应湖及运河沿岸六个县，共筑堤735里；淮河下游三个县筑淮堤136里；重要河流出入口筑堤坝35里；开大小河道290条，总长2693里。仅1944年春，五河东南柳沟湖堤、双沟-峰山淮堤等工程就动员民夫120万，挖沟河40余里；淮宝一县单独投入人工197万，筑大圩37处，总长1600里，“圩堤工程牢固，侧看宛如一道城墙”。这一规模远超国民党统治时期苏北地区的绝大多数水利工程，彻底改变了运河“无堤可御、有洪必灾”的局面。

其二，抗日根据地为克服当地复杂的自然条件，在工程施工中寻求技术突破。苏北运河周边多淤泥、湖泊，施工难度极大，中共通过“因地制宜、群众创新”突破技术瓶颈。例如1944年淮宝县“人字头大堤”，该工程面对“宽180余丈、水深13至14丈、淤泥深1.6丈”的复杂环境，采用“远滩取土+芦柴包土+船只协作”的创新方案：600只小船从远滩运土，2000名男女民工两岸挑土打桩，用2万捆芦柴包裹泥土阻塞水流。再如洪泽湖大堤修复，中共沿用“石工墙+土方加固”的传统技术，补修1340丈临湖面石工，同时创新“马蹄形环湖堤”设计，利用地形形成“多重防洪屏障”，1943年秋淮水大涨时“洪泽湖堤屹立不动”。

其三，从施工效益的角度来看，抗日根据地的举措实现苏北地区从“水患之地”向“丰收之区”的转变。治理工程的成效体现为农业增产与土地拓荒。抗日根据地通过发放水利贷粮30.8万斤、贷款770万元，保障了苏北一带水利工程顺利推进；而工程完工后“1943年即增产粮食7900余万斤”。更重要的是，抗日根据地将治水与拓荒结合，在洪泽湖边及兴安河、溧河两岸划定四个垦区，1943年当年开荒5万亩，此后每到清明节前，便有无数个开荒队打着红旗，继续开拓着荒地。

群众动员的机制

抗日根据地对苏北运河的治理，并非单纯的工程建设，而是通过“政府主导、军民协作、利益绑定”的动员机制，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有效组织与管理。

一是深知物资保障的重要性，为群众解除后顾之忧。“治水需先安民”，抗日根据地通过“贷粮+贷款”的方式解决群众参与工程的生活顾虑。1943年大柳巷决堤后，苏北行署第一时间“贷给粮食400石”，保障抢险民工的口粮；在全区域治理中，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累计发放水利贷粮30.8万斤、贷款770万元，避免了“民工饿肚子治水”的困境。

二是发挥“党员干部带头上”的模范作用，构建“上下同心”的治理氛围。抗日根据地干部的“以身作则”是动员群众的关键。在大柳巷抢险中，彭雪枫将军“冒雨踏泥”“抱草抬泥，彻夜来往于泥水中”；苏北行署副主任陈荫南在筑堤中督促二十余昼夜。这种“干部与群众同劳动、共风险”的作风，彻底打破了“官民对立”的传统隔阂——彭雪枫将军的行动感动全体群众，拼命将缺口堵上，形成“军民同心抗洪水”的局面。

三是创新激励机制，以“劳动竞赛”激活群众积极性。例如在大柳巷围堤建设中，抗日根据地党员干部带头组织竞赛，涌现出“每人一天挖土三方半的二百个劳动英雄”。再如在淮河大堤施工中，抗日根据地通过“比进度、比质量”的竞赛，使37里大堤仅用88天完工。这种激励机制不仅提升了工程速度，更让群众从“被动征役”转变为“主动争先”，同时通过“劳动英雄”的示范效应，在基层社会树立“勤劳光荣、治水有功”的价值观，强化了群众对根据地政权的认同。

四是通过军民协作的形式，以“军事保障”护航民生工程。苏北运河治理始终与抗日斗争相伴，新四军承担起“护工+助工”的双重职责。例如1944年淮河大堤建设期间，彭雪枫将军指挥新四军第四师“在津浦线及五河一带积极打击敌伪，保障千万民夫安全，更派主力协助修堤”。再如1943年洪泽湖大堤修复时，新四军部队参与肃清周边日伪据点，确保20万民夫免受骚扰。

抗日根据地政权对苏北运河的治理，不仅取得了水利与农业的实效，更通过“粉碎谣言”与“敌伪区对比”，巩固了社会生产的稳定。

在粉碎谣言方面，1944年人字头大堤建设时，面对工程挫折，“坏人乘机造谣：‘这是龙身子，筑不起堤来’‘要一对童男女祭河’”，导致“数千民夫一时情绪低落，认为堤成无望”。对此，中共并未简单压制，而是通过“实际行动+耐心动员”破解谣言：政府立即增调4万捆芦柴保障材料，专员现场讲解施工方案，干部坚守工地示范“大堤可成”；同时通过农会、学校向群众宣传“洪水可御、迷信无用”的道理，最终“众志成城，人民力量战胜一切”。

在与敌伪区进行对比方面，中共治理下的运河沿岸与日伪控制区形成鲜明对比，成为彰显政权优越性的“活教材”。1944年建成的淮河大堤，“堤北是解放区，堤南是敌伪区，堤北丰收，堤南水灾，一堤之隔，两样天地”。解放区通过大堤抵御洪水，实现粮食增产；敌伪区因水利失修，“连年不收寸草”。

在巩固社会生产方面，运河治理的最终成效，体现为根据地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通过治水，苏北运河周边“受益土地735.58万亩”，1943年增产粮食7900万斤，不仅解决了群众温饱，还为新四军提供了粮食保障；开荒5万亩与四个垦区的设立，扩大了耕地面积，形成“治水—增产—扩耕”的良性循环；大柳巷等地区“平安收获秋粮”“顺利播种早麦”，证明根据地已具备抵御自然灾害与战争冲击的能力。

综上所述，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苏北运河的治理，是“民生工程”与“抗日斗争”相结合的典范。中共的运河治理实践，不仅解决了苏北地区的水患问题，更通过“以民为本”的治理理念与“上下同心”的动员机制，赢得了群众的认同，巩固了抗日根据地。这一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将民生需求与时代任务相结合，才能实现政权稳定与社会发展的统一，也为当代水利建设与基层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