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东兰县武篆镇拉甲山深处，列宁岩的钟乳石历经百年风雨仍巍然矗立。1925年，广西农民运动的先驱韦拔群，在此创办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将一座封建神庙改造为播撒革命真理的红色摇篮。从“三三同盟”的秘密集结到岩洞办学的艰苦求索，从《敬告同胞》的呐喊到“快乐事业，莫如革命”的坚守，韦拔群以“为农民谋利益”的赤子之心，在右江大地积极探索革命理论本土化、民族化、实践化的路径，创造了一套将革命理论与壮乡实际有效结合的传播方法，不仅让马克思主义在边疆民族地区落地生根，更留下了宝贵的理论传播与实践运用的经验，为我们今天用好红色资源、筑牢理想信念之基提供了生动范本。2025年，恰逢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创办百年。回望那段峥嵘岁月，深刻领悟广西农讲所的理论传播智慧，对于新时代加强红色教育、传承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推动抽象理论通俗转化，让革命真理入脑入心。理论传播的生命力在于通俗化、大众化。韦拔群深知，面对不识字的农民，倘若一味照本宣讲抽象的革命道理，必然“曲高和寡”。因此，他创造性地将书面语言转化为壮族群众熟悉的表达，让革命理论从“象牙塔”走进田间地头，达到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的传播效果。韦拔群在教学中摒弃晦涩术语，用“歌声像破锣响”“蛤蟆听了也会笑”等诙谐表达拉近与学员的距离，让革命教育变得亲切易懂。面对阶级压迫，他以“土豪劣绅把穷人当盘中餐，劳苦大众将豪绅作枪口靶”的对联揭示本质；讲解团结重要性时，他把“情深意重永不离”的儿女情长升华为“同心协力”的革命追求，让抽象理论具象化，真正让革命理论入脑入心。韦拔群还善于将民间传说、山歌意象与革命理论相结合，赋予壮族民间符号与山歌意象丰富的革命内涵。例如，他把“同心下海找龙鳞”的爱情隐喻，转化为“推翻剥削找真理”的革命象征；把“找龙鳞当瓦盏”的愿景升级为“争回农权求解放”的目标。在韦拔群的影响下，学员积极创作革命山歌，把“耕者有其田”通俗化地表达为“种田人要得田”，把“武装斗争”唱成“拿起刀枪闹革命”，让革命道理随着山歌传唱、在群众心中扎根。

赋予抽象理论民族形式，让革命真理生动可感。革命理论要在民族地区扎根，必须与当地文化同频共振。韦拔群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将民族文化形式与革命内容巧妙结合，让革命理论获得鲜活载体，在壮乡深深扎根。首先，他积极将农讲所活动融入壮族习俗。在歌圩上以山歌传播思想，在民间集会时举办演讲和诉苦大会，让群众在熟悉场景中接受革命熏陶，既避开反动势力的监视，又能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其次，他积极对文化场所进行革命性改造。北帝岩既是祭祀场所也是私塾旧址，韦拔群将其改造为办学地点，保留教育功能却革新教学内容，移除神像代之以“要革命的站拢来，不革命的走开去”的对联，让封建神庙变为坚定信仰的阵地，助力群众实现从沉迷封建迷信到坚守革命信仰的跨越。再次，他对民间文化符号进行创新性诠释。韦拔群巧妙化用“小小蛇儿居石山，未曾游过九重关”的诗句，把“蛇变龙”传说隐喻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以壮锦“经纬交织”比喻革命团结，让抽象道理生动可感，实现政治性与民族性的统一。

加强抽象理论与实践结合，让革命真理落地见效。韦拔群秉持“革命不是照抄书本”的理念，确立“思想革命化，行动纪律化，生活工农化”的校训，将理论学习与实际斗争紧密结合，让学员在实践中深化理解、掌握技能，做到“学用结合、知行合一”。一是设置实践化课程，打破“课堂与战场脱节”的局限。农讲所课程涵盖理论、军事、斗争三大板块：上午研读《新青年》等进步报刊，下午开展射击、行军训练，晚上深入乡村宣传，周末投身清算土豪劣绅的斗争。韦拔群带领学员实地调研，让他们在目睹社会现实后深刻理解阶级压迫的内涵，在实践中掌握“发动群众”“团结盟友”的策略。二是走好群众路线，结合民族地区实际开展革命实践。韦拔群没有照搬广州农讲所模式，而是结合壮乡山地多、反动势力盘根错节的实际创新方法，通过宗族首领动员群众，手把手教学员建立农会。学员返乡后效仿办学模式，组织农会、开展斗争，推动右江农运风起云涌，农讲所培养的数百名骨干也成为根据地的中坚力量。三是直面办学困境，在革命斗争中坚定学员信仰。农讲所办学始终伴随着斗争，一直存在土豪劣绅威胁、反动军队“围剿”、资源匮乏等困境。这种在斗争中办学的经历，不仅让学员学到理论方法，更锤炼了革命意志。许多人毕业后面对严刑拷打坚贞不屈，用生命践行“把革命坚持到底”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