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全民族抗战的烽火照亮中华大地，天山脚下的新疆作为西北抗日战略后方，既肩负着守护边疆的重任，更面临着凝聚各族群众思想共识的时代课题。1936年2月，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顺应各族群众对进步文化的迫切渴求，着手筹建迪化文化书店。1937年1月1日，这家坐落于今天乌鲁木齐市民主路的书店正式开门迎客。

从诞生的那一刻起，迪化文化书店便超出了普通商铺的经营范畴，以“供应全疆精神食粮、助力边疆文化教育”为使命，在交通闭塞、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边疆大地，搭建起一座贯通各民族的文化桥梁，成为抗战时期边疆红色文化传播的鲜活典范，也为今日新疆的文化建设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

爱国铸魂：让抗日烽火燃遍天山南北

抗战时期的新疆，与全国抗战大局紧密相连、休戚与共。迪化文化书店以书刊为重要载体，将“保卫祖国、支援前线”的红色种子，播撒到天山南北的绿洲、村落，让各族群众真切听见抗战的声音、凝聚爱国的信念，筑牢西北抗日后方的思想防线。

在那个信息传播极为不便的年代，书店首要的举措便是“引进来”——主动对接疆外的进步出版机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等被誉为“革命文化堡垒”的机构，先后成为书店的合作伙伴。延安、重庆等地的《新华日报》《群众》杂志以及记录八路军抗战历程的《八路军军政》杂志等，通过漫长的运输线路，源源不断地运抵迪化，再通过后续的分发网络送到各族群众手中。这些带着抗战温度的刊物，像一条条坚韧的信息纽带，让新疆各族群众清晰地知道“全国人民都在并肩作战，我们不是孤军奋战”，爱国情怀在耳濡目染中深深扎根。

除了引进刊物，书店还积极推动抗日文化传播，全力代销《反帝战线》《新疆青年》等本地进步刊物。其中，《反帝战线》自创刊至停刊的6年时间里，共出版55期，每期都通过发行网络送到全疆各县的文化站点及学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革命理论书籍的广泛传播，让各族群众的爱国信念有了坚实的思想根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深刻阐释了抗战的战略方向，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传递着革命的真理，这些书籍在全疆掀起了一股股阅读热潮。

进步人士的积极参与，让书店的爱国实践更具力量。曾担任《新生》杂志主编的杜重远来到新疆后，不仅帮助新疆学院的学生创办了全疆最早的高校校刊《新芒月刊》，还将内地青年投身抗战的真实故事收录其中，让新疆的青年学生看到同龄人在前线的担当。著名学者张仲实原本计划在新疆创办三联书店分店，虽因客观条件未能如愿，但将自己撰写的政治哲学文章由迪化文化书店发行，成为各族干部群众学习进步理论的重要材料。此外，书店还通过募股集资的方式汇聚社会各界力量，其中既有当时新疆省政府的投资，也有反帝会的资金，更有各民族商户和普通群众的入股。这种“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模式，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抽象的政治主张，变成了各族群众共同参与的具体文化实践。

民族聚力：让文化传播温暖各族人心

新疆是多民族聚居的家园，民族团结是边疆稳定发展的生命线。迪化文化书店深刻认识到，要让进步文化真正在边疆扎根，就必须尊重各民族的语言习惯和文化需求，用各族群众听得懂、用得上的方式传播思想。为此，书店以多语实践为主要举措，打破民族间的文化隔阂，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

教材是民族团结的第一课堂。抗战爆发前，新疆的少年儿童常常面临无书可读的困境，部分地区甚至只能使用从国外流入的课本，内容与新疆实际、国家认同严重脱节。迪化文化书店被新疆省教育厅指定为全疆教科书唯一经销机构，它联合新疆文化协会组织精通各民族语言的学者，着手编写多民族文字教材。汉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古文的《国语》《算术》《公民》《自然》等课本相继问世。这些教材不仅系统传授知识，更将抗日救亡、民族团结的思想巧妙融入其中，让孩子们自幼树立民族共同体意识。随着需求的增加，教材种类进一步扩展到锡伯文、达斡尔文、满文，覆盖了新疆主要的少数民族。多语教材就像文化纽带，把各民族的孩子连接在共同的教育语境中，增进了彼此的理解与认同。

发行网络是文化传播的“毛细血管”。为了让偏远地区的各族群众也能便捷地获取精神食粮，书店提出了“教材送到学校，书刊送到家门口”的口号，在昌吉、吐鲁番、奇台、塔城、绥定等地设立了数十个代售点，其中不少代售点是由当地汉文会、商号自愿承办的纯义务站点，专门解决外县群众购书难的问题。这些代售站点不仅是售书点，也成了各民族交流的文化驿站。这种无差别的文化供给，把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传递到天山南北的角角落落，有效促进了各民族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情感团结。

进步扬帆：让知识之光点亮边疆未来

在抗战时期，“进步”对新疆而言，不仅意味着思想上的革新，更包含着教育普及、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现实追求。迪化文化书店以启蒙民智为己任，通过推动教育普及、传播进步思想，让边疆群众走向觉醒进步，为新疆社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书店始终把助学兴教当成重要责任。除了供应多语教材，书店还专门销售文具纸张、教育用品、儿童玩具等，为学校教学和学生学习提供全方位支持。针对当时新疆成人识字率低的问题，书店积极参与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发起的扫盲工作和冬学运动，工作人员收集平时印刷剩余的废纸，精心制成大小不一的日记本、草稿本，免费发放给扫盲班的学员；书店的职员们主动利用休息时间，到冬学班为学员们讲解《新华日报》上的抗战新闻、进步文章，帮助群众理解其中的思想内涵。在物价飞涨的年代，书店始终坚守薄利为民的初心，多次推出课本折扣出售的优惠活动。书店的公益导向赢得了全疆群众的广泛信任与赞誉，不仅让普通家庭能够负担起教育开支，更有效推动了新疆教育规模的扩大，为边疆社会进步培养了大批有知识、有思想的人才。

进步思想的传播，让封闭的边疆打开了眼界。迪化文化书店经销的书刊种类丰富，涵盖了马列主义经典、革命理论、文学作品、国际形势等多个领域，为新疆群众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口。除了理论著作，鲁迅的《呐喊》、郭沫若的《女神》、巴金的《家》等经典文学作品，也通过书店走进了新疆的千家万户。在迪化的进步青年中，传阅《呐喊》成为一种风尚，大家从“阿Q”的故事里反思封建落后思想的危害，从《狂人日记》里觉醒反抗压迫的精神。此外，介绍苏联建设成就的《苏联外交政策》、分析国际政治形势的《最近国际政治形势及图解》等书籍，让各族群众逐渐意识到“世界在不断进步，边疆不能落后”，进一步坚定了追求进步的信念。

进步思想的广泛传播，在全疆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1942年3月，书店出现了轰动迪化的买书潮，一批新到的理论书籍刚运到书店，天还没亮，位于民主路的书店门口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青年学生攥着积攒的零钱，工人、教师、商人也纷纷加入队伍，有的人为了能买到书，甚至挤坏了书店的玻璃也不肯离开。这种“争读进步书”的热潮，助力新疆社会逐步摆脱封建落后的束缚，不仅是边疆群众思想觉醒的生动体现，更激发了他们参与边疆建设、支援全国抗战的积极性。

1950年1月10日，新华书店迪化分店正式成立。

逆境坚守：红色基因的当代回响

迪化文化书店的发展之路，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艰辛与挑战。资金短缺、物价飞涨、政局动荡等困难接踵而至，但书店的全体工作人员始终没有丢掉爱国、进步的初心，用坚定的文化担当抵御着各种现实挑战，这份韧性与坚守，正是红色基因的生动体现。

书店自成立起就奉行薄利经营，所售书刊仅酌加必要的运输费用，不以牟利为目的。如俄文版《政府目前主要任务》第三部的成本为二角四分八厘，书店仅收取二厘的手续费；各类书刊的平均手续费仅为3.47%，远低于当时3%的营业税、1%的印花费以及其他杂支费用总和，长期处于亏本经营的状态。书店亏损严重时，员工们主动提出减薪，利用下班时间走街串巷推销书籍，只为让进步书刊能够持续供应。即便在盛世才投靠国民党、政治环境恶化的时期，书店虽被迫裁撤了印刷部，但仍坚持派人常驻兰州，与商务印书馆、正中书局保持合作，全力采购教材，坚决不让新疆的孩子们“无书可读”。

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迪化文化书店圆满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1950年，新华书店派员接管了书店的工作人员和全部设施，在原书店的旧址上成立了新华书店迪化分店。从迪化文化书店到新华书店迪化分店，机构的名称虽然变了，但“供应全疆精神食粮”的使命始终没有改变，以爱国、进步为主的红色基因在代代相传中愈发鲜明。如今，位于乌鲁木齐市民主路老街区的迪化文化书店旧址，已成为红色文化打卡地，吸引着各族群众、青年学生来到这里，通过珍贵的史料、老照片，回望那段用书籍凝聚人心、用文化唤醒边疆的峥嵘岁月。

迪化文化书店留给我们的历史遗产，在今天依然具有鲜活的时代意义。它在逆境中坚守使命的精神，更告诉我们“精神食粮”的供应永远不能停歇；它构建的全疆发行网络，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诠释了“文化均等化、服务无差别”的深刻内涵。这份珍贵的红色遗产，早已融入新疆人的血脉之中，在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的进程中，继续滋养着天山南北的各族群众，激励着大家在新的征程上奋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