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李大钊深刻认识到中西文明间的落差以及近代中国在中西文明碰撞中的弱势地位，“痛吾民之憔悴于异族专制之下”，并从人类文明重建与复兴的角度出发，坚持以开放包容的立场辩证看待外来文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探索融贯中西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对全人类发展具有推进作用的文明类型，提出并阐发“第三”文明观。

李大钊坚持以理性态度兼收并蓄地对待中西文明，“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以吸收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李大钊非常注重文明“本身之觉醒”，既强调保留本文明特质，又重视汲取其他文明之长，“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实现文明的长久延续。

以辩证态度对待中华文明

1913年5月，李大钊因宋教仁遇刺案而作《暗杀与群德》一文，直言“渔父之死，非死于群德之衰而何也”，痛批“黯黯中原”的“群德之衰”。他在《风俗》中借顾炎武“亡国亡天下”之说，喻指当时中国面临的亡国亡群的灾祸，主张“拯救国群，是在君子”，呼吁“好学知耻之士，以讲学明耻为天下倡，崇尚道义，砥砺廉节，播为风气，蒸为习尚”，希望通过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纠治由伦理道德紊乱衍生出的种种严重后果。

在《民彝与政治》中，李大钊肯定了中国的地位和作用，高度赞扬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底蕴与深远影响。他认为，“吾华建国，宅于亚陆，江山秀美，泱泱大风，世界之内，罕有其匹。沃土如兹其广也，河流如兹其多也，海线如兹其修也，煤铁如兹其富也”，且“以吾中华之大，几于包举亚洲之全陆，而亚洲各国之民族，尤莫不与吾中华有血缘，其文明莫不以吾中华为鼻祖”。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李大钊因循固守、止步不前。1917年1月，李大钊在《甲寅》发表《孔子与宪法》一文，大声痛斥“宪法草案”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条款，坚决反对照搬因袭中华封建文化。同年，李大钊又在《甲寅》发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认为“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会为不适于生存，任诸自然之淘汰，其势力迟早必归于消灭”“吾人为谋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进展，企于自然进化之程，少加以人为之力，冀其迅速蜕演”。

融贯中西以求文明创新

1917年1月，李大钊在《矛盾生活与二重负担》中条分缕析了八种新旧矛盾现象，以及社会、政治、伦理、经济、文艺、美术、宗教、哲学等领域的“不调和”问题。他认为，呈此矛盾现象的根由，在于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落后且迁延日久，以及近代西方文明与中华固有文明未能调融一致，因此必须“迫旧文明、旧生活与新文明、新生活相妥协、相调和”，以达“新旧合一”。后又指明，调和中西文明之目的，“在存我而不在媚人，亦在容人而不在毁我”，旨在实现二者的“竞立”与“两存”。

1918年，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细致探察了东西文明在经济形式、生活方式、家族与个人关系、女性观念等方面的分殊。他认为，东西文明各有所长，“将来二种文明，果常在冲突轧轹之中，抑有融会调和之日，或一种文明竟为其他所征服，此皆未决之问题”，不过此两种文明“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早在1916年，李大钊于《青春》一文中即论证了民族、国家乃至文明在历史兴衰演绎进程中蕴含着的无数可能性，认为“吾族青年”应当努力求取的并非“白首中国之不死”，而是要“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指明今后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企图“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需“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呼吁“再造神州”。之后，李大钊以《“第三”》为题，援引老子“道生说”阐发其“第三”文明观，认为“第一文明偏于灵；第二文明偏于肉；吾宁欢迎‘第三’之文明”，即“灵肉一致之文明，理想之文明，向上之文明”，而“第三”之境，便是“宇宙生生之数，人间进步之级”，希望建立兼顾中西文明特质、统筹物质与精神、充满生机且能够不断进化的文明形态。

由此可见，李大钊构想的“第三”文明实为突破中西文化边界而萌生的“新文明”，是文明进化的新阶段，体现出文明发展在时间上的延续性及其对物理空间的超越性。需要注意的是，此时李大钊预想的“第三”文明还只是一种抽象概念和理想愿景，仅“有其理想而无其实境”。

运用马克思主义拓新文明叙事

李大钊早年留学日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十月革命后，李大钊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不断丰富其“第三”文明构想。李大钊在《新纪元》中以1914年为分界线，认为1914年以后的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创造出新纪元，将其与1914年以前的生活、文明和世界进行对比，批判了西方文明推崇的“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理念及其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的危害。李大钊直言，“人类若是想求生存，想享幸福，应该互相友爱，不该仗着强力互相残杀”，而且“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坦陈其对社会主义文明的向往和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摒弃。

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李大钊明确提出，“世界中将来能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而俄罗斯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然欲得东西文明真正之调和，则终非二种文明本身之觉醒，万不为功”。这表明，李大钊虽然赞赏苏俄的文明建构，但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意欲寻绎兼具更新中华文明和超越西方现代文明双重特征，契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第三”新文明。

同时，李大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明确广大青年、农民和劳工阶级为建设“第三”新文明的主体力量，深信“再造神州”离不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提出“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

总体而言，李大钊“第三”文明观蕴含“主动求新”的精神、“面向世界”的视野和“自觉自信自强”的气度，体现出对中华文明的坚守与扬弃、对外来文明的包容与借鉴，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创见，实为时代之先声。从纵向来看，李大钊“第三”文明观立足人类文明大格局，旨在建立既承续历史传统又超越既往文明的新文明。从横向来看，李大钊“第三”文明观是要“变‘人’之文明为‘我’之文明”，在文明交流与互鉴中建立新文明。这一构想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