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当你翻阅一份党报时，无论是中央级还是省市级，都会显示一种相若的形式与气质——宽幅约一米的大报形式、关切国计民生的宏大叙事、严正矜重的文体等。这种风格即发端于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每日出版的大型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党在延安时期创建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政策，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建立了基本模型，学界称之为“延安道路”。新闻领域亦是如此，建党以来办报的历史经验在延安时期得以系统整理，经由《解放日报》“改版—改造”这一“成人礼”，党的新闻理论与办报模式趋于稳定和成型，时至今日仍然深切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

《解放日报》可谓延安新闻传统的“道成肉身”，也是党报“初长成”的年轻模样。一方面，党报的各种特征逐渐丰富与成熟，初具新中国各级党报的形态。另一方面，党的办报实践进入极具活力和创造性的新阶段，显露出一种自我革新的青春气象。

国统区记者眼中的《解放日报》

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之后形成的“党报范式”，新闻学者黄旦作过概括，“以组织喉舌为性质，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体制，以四性一统（党性、群众性、战斗性、指导性，统一在党性之下）为理论框架”。这一提炼大致契合改版社论《致读者》的主题。

这种“党报范式”在实践中呈何面貌？可以借助一位曾在延安实地考察的“局外人”的眼光，对此略作描述和分析。

1944年，《新民报》主笔、被毛泽东称为“自由主义者”的赵超构，随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后出版报道集《延安一月》，书中专辟一节讨论“报纸”。在赵超构看来，《解放日报》的第二版暨边区版“最具特色”，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它强调生产，鼓吹劳动，表扬模范的工作人员，报告劳动英雄的生产计划，以及妇纺、变工队、学校的消息。某家纺纱多少，某地的二流子怎样转变，都不惜以大幅地位渲染得如火如荼，紧张热烈。”赵超构将之比喻为“球场上的啦啦队”，认为《解放日报》对于推动边区工作和变革社会风气发挥巨大能量，“所有这些消息，跟着一阵喝彩的声音，送到穷乡僻角去。于是有人向某人‘看齐’了，有人向某人‘挑战’了，真是‘火热的太’！”这一敏锐的观察，道出了改版后《解放日报》的核心功能，即扮演着组织、推动和指导具体工作的“集体组织者”角色，也就是《致读者》所说的“组织性”：“根据党的方针倡导各种群众运动，经常注视和指导运动的展开。”不过，赵超构仅注意到生产报道，实际上边区的其他工作如选举、卫生、征粮、文教等，《解放日报》无不给予“大幅地位”。此外，组织和指导“运动”的报道方式，也不局限于“表扬模范”的典型报道，总结或介绍各项工作开展办法、经验或问题的“工作通讯”，亦为党报所推重。

赵超构还观察到，边区版的通讯稿“来源完全靠群众，各地县乡村组织和部队学校内，都有《解放日报》所组织的通讯小组。社内也特设通讯一部门，一方面整理合用的稿件，同时将不合用的通讯稿修正寄回，指导群众写作”。这一点指向延安新闻实践中引人瞩目的“工农通讯员运动”，其“群众性”的深入程度，超越了《致读者》所说的反映、记载和宣达群众的呼声，以及启发、教导和组织群众的生活，即让党报成为群众的代言人和引导者，让群众进入新闻场域、掌握新闻事业，为自己发声。只是，赵超构的记录过于理想化，虽然“工农通讯员运动”蕴含基层群众文化翻身的宏愿，但囿于边区群众普遍文盲的客观条件，真正的“群众”写稿其实凤毛麟角，“工农通讯员运动”的动员对象主要是工农出身的基层干部，由他们提供大量的一手工作经验，在党报“平台”上发表。

关于“战斗性”，赵超构亦有生动的记述。他说《解放日报》的社论“长而泼辣”，头版和三版“要闻的取舍标准与标题方法完全是‘坦白的宣传’，单看报纸题目，我们就可以一目了然于共产党喜怒爱憎的表情”。他观察到的党报文风，恰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在赵超构所谈的文风之外，党报的“战斗性”另有复杂内涵，既包括对外部敌人的揭露和抨击，也要对“自己队伍”的内部问题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总体而言，报纸批评并未成为延安时期《解放日报》的工作重心，“正面报道为主”的倡导性新闻理念蔚为主流。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尤为强调“党性”，堪称“党报范式”的指导性原则。这一点在赵超构的笔下却无直接记载，较为接近的描述是：“它（《解放日报》）并不隶属于共产党宣传部，却隶属于比宣传部更高的宣传委员会……社长地位在党内很高，可以出席中共政治局，因而报纸的言论少受人事的牵制。”关于“党性”，社论《致读者》强调“报纸必须与整个党的方针、党的政策、党的动向密切相连，呼吸相通”，亦即是说，党报应当深度嵌入政党组织，成为革命机器的一个有机部分。要做到这一点，单看党报的地位和规格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整风改版前后的一系列思想理论、规章制度乃至新闻工作者行为规范的调整和改造，这也许是“局外人”赵超构难以洞悉的。

开辟中国报界新纪元

延安时期的话语体系充溢着现代性的时间观念，“新”“新型”“新式”是最常见的前缀：“新型的农民”“新的知识分子”“新型的妇女”“新女性”“新式家庭”“新型的农村”“新社会”“新世界”……一切都是新的，或者即将成为新的。在新闻领域，则有“新的新闻事业”“新型的党报”“新的报纸”“新型的记者”“新的新闻工作者”等概念表述。

“新型的党报”自然指涉1942年整风改版之后的《解放日报》及其表征的“党报范式”。从前述“四性”的描述和分析中，可以略窥这种“党报范式”的基本特征。不过，延安《解放日报》的历史遗产，或许主要并不在于这些具体特征，而是形塑过程中所浮现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的活力。对于这种蓬勃的创造力和自信心，陆定一的名篇《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给出慷慨陈词：“办出一个头等的报纸，使任何资产阶级报纸望尘莫及，开中国报界的新纪元。”

以党报的“组织性”为例，这个令赵超构惊叹不已的报纸功能，即是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的产物。《解放日报》创刊初期，一度仿效《大公报》《真理报》等中外大报，业务操作上奉行“正规化”“专家化”等“普通新闻纸”的常规路数，例如大量采用通讯社的国际新闻。改版期间对此进行了“大胆改造”，并且“大胆创造”自己的新闻理论和实践，如胡乔木对过去新闻业诸般成规戒律的冲决姿态：“去它的吧！”经由整风改版，一种新的党报职能逐渐生成——组织、指导和推动实际工作，报纸扮演党政系统交流工作经验、沟通工作信息的“平台”角色。对于这种理论与实践的革故鼎新，党内文件表达出清晰的自觉意识。例如，西北局曾告诫辖区各级党委，决不能“把党报当作普通新闻纸类一样看待”。

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志在创造“我国报学史上新的光荣的一页”，“开中国报界的新纪元”。这种打破常规的创造性和自我革新的生命力，也许是党报历史经验中最值得珍视的思想资源。